法律政策研究越深入

高质效监督越可期

——来自第六届全国检察官阅读征文总结交流活动上的声音

法律政策研究能力作为检察工作的核心“软实力”，不仅是支撑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作出科学、前瞻决策的关键要素，更是筑牢新时代检察工作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的战略基石。

最高检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加强法律政策和检察理论研究”。

在谈及如何提升法律政策研究能力时，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委员、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特别指出，扎实的学术积累是法律政策研究的根基。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智库支撑，法律政策研究工作，必须立足全面深化检察改革的历史方位，以更具前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研究成果，持续输出优质法律政策供给。

“提升法律政策研究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就是要健全法律政策研究工作体系。”河北省检察院雄安新区分院法律政策研究工作负责人袁占良指出，办案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司法实践需要理论支撑同步推进，通过“办案+研究”模式，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总结规律，将分散的实践问题转化为系统性研究课题，深入探究案件背后的法律、法理及社会治理问题，实现实践与理论互促共进。

“在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应充分发挥检察委员会作为办案组织和重大业务决策机构的双重职能。”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王立华认为，检委会议案范围应当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除法定必须上会审议的案件外，各级检察机关可根据工作实际，科学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认定标准。“对于业务基础相对薄弱的检察院，可以探索将特定类型的不起诉案件阶段性纳入审议范围，这样既能有效把控案件质量，又能通过典型案例研讨提升检察官专业素养，实现办案质效与队伍建设双促进。”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统筹工作在法律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制发效能的提升已成为当前法律政策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对此，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子辉提议引入协商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质效，并解释了该机制目标：价值取向上，从刚性监督转向协同治理；主体关系上，构建检方与被建议单位的对等协作关系；实施效果上，追求制发精准、采纳自愿、治理可持续的三重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检察机关怎么做实？最高检党组提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与会人员讨论认为，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针对“四大检察”各业务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在法定职责范围内推进各项制度规范和机制创新，更加有力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行政诉讼法对于检察监督程序中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缺乏制度设计，为实质性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提供制度保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在研讨中，江苏省扬中市检察院检察官张莉莉指出，检察机关开展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时，要把握好行权边界，不干预行政决策、不替代行政履职、不突破程序限制，防“越权”与“缺位”。同时，要始终坚持“三个善于”，坚持监督与化解并重、法理与情理并重、程序与实体并重。

在研讨交流过程中，数字检察成为高频词。多名参会人员指出，法律监督应用模型是数字检察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必须严格遵循最高检党组的部署，聚焦诉讼监督、民生领域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重点方向，加快模型研发与应用。但必须强调，数字检察必须严守职责边界，绝不能越权行事。

对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猷举例说，以大数据赋能零包贩毒类案监督为例，其核心功能集中于对漏罪漏犯的侦查监督，以及对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审判监督。而针对其他衍生功能，检察机关不应直接介入监督，而是在办案进程中，将所发现的相关线索，及时移交具备相应处理权限的执法、司法部门。

“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领域法律问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检察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名与会代表呼吁，打造“专家型”人才矩阵，建立新兴领域专业人才库，构建完善跨区域办案协作平台。唯有如此，才能以更专业的法律监督能力服务法治中国建设，在时代变革中展现检察担当。

3月31日，应勇检察长在国家检察官学院2025年春季学期首批调训班次上以“构建检察‘大管理’格局 一体抓实‘三个管理’推动高质效办案”为主题进行授课，在系统内外产生热烈反响。这一学习热潮在此次会议上得到持续深化。

“检察管理是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加强‘三个管理’，根本目的是推动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浙江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曹晓静表示，检察干警应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积极推动管理理念的更新与变革。运用科学理念赋能检察管理工作，在实践中更精准地遵循司法规律，更高效地强化协同联动配合，更全面地落实系统全局管理。

围绕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福建省石狮市检察院综合业务部主任蔡均钧提议，推动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查制度标准体系向精密化迈进。“例如，构建‘八类三级’扣分标准，将案件问题细致划分为证据审查、程序违法等八大类别，每类再设严重、一般、轻微三个档次，并进一步规范评查中发现问题及等次评定的反馈流程。建立‘评查—督察—考核’联动机制，构建‘故意违反法律—重大过失—合理偏差’的责任梯度，以实现惩戒与保护间的动态平衡。”

“随着检察业务的发展和案件管理工作的完善，流程监控职能也逐步走向深入，但对于案件流程监控规则的管理和应用尚缺少体系化、统一化的管理机制和智能化应用规范。”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郑衍省建议，构建完善的案件流程监控规则分类体系，通过建立监控规则库分类管理、建立统一的监控规则操作范式等，实现流程监控规则的系统管理与数字化应用。

会议虽已落幕，调研永不止步。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峤滨表示，要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深化阅读学习，坚持上下合力、内外协力、前后接力、持续发力，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目标，不断提升法律政策研究能力水平，将研究成果切实转化为检察工作质效，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检察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