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对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时代课题，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毛泽东特别提醒各级干部和部队指战员处理好与当地党组织、地方干部特别是老百姓的良好关系，指出：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秉承“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理念，始终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在杨家岭居住办公时，附近有八九户农家。村民郭方成谈道：毛主席经常和我们拉家常，询问收成情况，谁家有了病人，毛主席一知道就派医生上门看望。搬迁到枣园办公后，毛泽东邀请枣园村24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做客，为他们集体祝寿。

被誉为“合作社的模范”的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懂得群众的感情和需要”，“不是要人民来替合作社办事，而是合作社替人民办事，给人民以便利”。工作中，他坚持“只要真正能够为群众的利益着想，把合作社的业务和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一切事情就好办了”的理念，全区1700多户、7100多人，他完全是熟识的，哪一户多少人、多少劳动力、种多少冬麦、多少糜谷、副业收入多少以及鸡犬猪马牛羊，都记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夸赞，“他是给我们谋利益的老好人”。

面对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为减轻边区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山沟里，带头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周恩来右臂受过伤，仍带头学习纺线，还被评为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能手”。八路军第359旅广大官兵上至旅首长，下至伙马夫，一律参加生产，每天黎明即起，列队荷镢登山，终日劳动不息，至日落时方收工回营。模范班长李位创造了一天开荒三亩六分七的纪录。旅供给部办的大光纺织厂能够织出闪光布、斜纹布、华达呢，品种达二百多种。老百姓高兴地说：“八路军既能打仗，又能生产，又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从古至今哪里有过这样的军队？”百姓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人民的军队”。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执政的根本目的，积极倡导“三三制”政权，成为令人瞩目的民主政治的典范；着力发展边区经济，开展普遍的生产运动，实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关心群众生活，主动改善民生，提升边区文化、医疗、卫生水平，大力推动扫盲运动和移风易俗；实行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等政策，充分展示了党和边区政府执政为民的模范形象，呈现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此，毛泽东亲自审定并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要求党员干部“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就党内仍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旗帜鲜明地“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大力倡导认真的调查研究。

为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党抗战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1942年初，张闻天带领有关人员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开展了长达一年多的社会调查。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题目和表格，包含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不同土地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等内容，带领大家分别深入自然村挨家挨户作调查。在杨家沟调查地主经济时，张闻天了解到地主马维新家保存着将近一百年来的各种账簿，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便借来一本一本翻阅，抄录有关数据，与同事日夜统计，忙了一个来月，在此基础上整理形成了《杨家沟地主调查》等调研报告。张闻天深有感触地说，“只要我们把老百姓的情形了解清楚，那么我们的政策及办法，就会更加实际”，并总结道，“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针对当时边区文盲率较高的实际，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同时利用冬闲时间，以夜校、冬学等方式开展文化扫盲，极大提升了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边区政府还采取有效措施，将劝说感化与强制处罚相结合，积极发起“改造二流子”运动，许多“二流子”转变成了劳动能手，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加了年轻劳力，还改善了乡村民风。

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个人主义、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以及“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并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强调要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令人惋惜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迷失了方向，甚至走上腐败的道路。肖玉璧曾任陕甘宁边区所属的张家畔税务局局长，却贪污税款3050元、挪用公款280元，因触犯贪污罪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解放日报》刊文写道：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这充分彰显了党和边区政府对贪污腐败分子零容忍的坚定立场。

针对工作中的浮夸、虚报数字等现象，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及时予以纠正，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要把“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统一起来，这才是正确的立场。在反映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时，《解放日报》刊发的通讯员消息《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存在夸张的成分。对此，党中央敏锐地发现并指出，《解放日报》也及时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深刻反思。毛泽东还针对个别军事报道与参谋部统计不相符的现象，提醒有关同志说，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缴获敌人一支枪就报一支，缴获敌人十支枪就报十支，不能多报一支。